留洋派（Creader.com）专栏作者刘云枫 ：英国二战时期的首相丘吉尔，是一个大胖子。可是，英国的床，并不宽。看电影《至暗时刻》之时，我老觉得丘吉尔会从床上，跌落下去。我也很难想象，那么窄的床，如何翻身，估计一翻身，就会滚到床下，就像从马背上跌落一样。

　　英国是欧洲的一部分，但，英国不在欧洲大陆。我去法国旅行时，发现旅馆的床，比中国窄。我没有尺，就用随身的华为Mate 8手机，量了一下，恰好是五个机身长度。回到北京，我又量了一下我的单人床，是六个机身长度。

　　换言之，法国的床，要比中国的窄1/6。如果英国的床，和法国一样的话，那么，英国的床，也比中国窄1/6。华为Mate 8之长度，是15.5厘米，不到16。算下来，法国旅店的床，宽不到80厘米，我的床，是96厘米，快一米了。

　　这就引起我思考，为什么身高体胖的欧洲人，床，却比中国窄呢？

　　有一个较为八卦的说法是，床之所以那么窄，是为了预防刺客。因为窄，所以，一打滚，就滚到床下了，刺客就找不见了。要是床太宽，就要滚好几回，这期间，就给了刺客机会。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床，很高，离地面有1米4的样子，确实是防备刺客。因为，正常身高的人拔剑，对高床上的路易十四下手的话，使不上劲儿。所以，路易十四才高床无忧。

　　看来，高床无忧，效果不错。路易十四在位时间长达72年，是在位记录最长的国王。这一纪录，远超康熙、乾隆，至今无人打破。就看现任英国女王伊丽萨白，是否有毅力冲击这一纪录了。

　　路易十四的时代，过去四百多年了。今天的法国床，断不会是因为预防刺杀而考虑、而设计的。我想到的原因是：功能主义——满足功能需要即可，超出功能所需，即为不必要。80厘米的床，不能算宽，但，平放一个正常成人的身躯，是足够的。窄，只是心理感觉，与功能无关。

　　当然，要是讲排场，看样子，就有点小气了。

　　离开法国，是从戴高乐机场坐飞机。戴高乐机场，也有所谓的功能主义表现。机场的好多水泥柱、水泥墙，就那么毫无装饰地矗立着，就像一位不化妆的素颜美女，朴实无华。国内机场，我也走过不少，但，没有一个水泥墙、水泥柱裸露着的。

　　或许，法国真是差钱，中国真不差钱。

　　要说法国人是为了钱，才把床弄得那么窄，也不为真。我还有一个观察，是门。还是这家旅馆，门，超级沉重，和国内的门，不是一个量级。到底多沉呢？技术所限，无法测量。但以我工科背景来看，刹那之间，就明白了：门，是防火的，加了充足的金属材料，所以，门才那么沉，以至于不使足力气，是推不开的。平时费劲，可是，万一发生火灾，那么，只要紧闭房门，火焰包括燃烧之后的气体，是进不来的，是满足防火安全的。

　　门，比中国的沉重；床，比中国窄；为什么？只有一个解释，功能所需。门不那么沉，就满足不了防火需求，所以就那么沉，少一克也不行。床，有八十厘米，足以安放成人的身躯，超出之外，是为舒适和奢侈，所以，就免了。要是高级酒店，比如五星级的，客人多付了钱，要享受奢华，那就来大床，否则，就是80厘米的床。

　　功能主义，不是今天才有的，它是西方的传统，传之久矣。

　　以建筑来说，教堂建筑有三大功能：礼拜、洗礼和报时——古代没有表，为了统一步调，就要集中报时——于是，欧洲的教堂，就有三大部分，礼拜堂、洗礼堂和钟楼，各自承担独立的功能，绝不混着。礼拜堂的穹顶也很高，但，欧洲人就是一根筋，不在穹顶上边，加盖一个钟楼，非要在边上单独修一个独立的钟楼。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钟楼，是乔托设计和督造的；比萨斜塔，其实，是比萨教堂三件套中的钟楼。在斜塔旁边，还有礼拜堂和洗礼堂。礼拜堂肯定是教堂的核心建筑，只是因为钟楼斜了，才抢了礼拜堂的戏。

　　如果说欧洲是功能主义的，中国则是形式主义的，这个形式，在古代，是以“礼制”来约束的。当下，礼崩乐坏，没那么多讲究了，但是，遗毒还在，就是要外观好看，至于功能，至于耗费，是在其次的。

　　国家大剧院，看上去很西化，其实，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或者说，内涵着中国精神。国家大剧院的功能有三：听音乐、看戏剧和其他艺术。在高大的拱顶下面，有三个单体建筑：歌剧院、音乐厅和戏剧场。安德鲁做了一个巨大的外壳，把三个彼此不关联的建筑罩在一起。从外面看，是流畅的、和谐的、统一的，而在内部看，却是破碎和凌乱的，就像所有的中国商品，外表光鲜夺目，内部不堪入目。可是，这就是中国风格，形式重于功能，形式压倒功能。

　　国家大剧院的外壳，没有任何功能价值；就是把那个壳子，拆了，不会影响其余三个单体建筑的使用。在西方，他们会分别做三个单体建筑，就ok了，断不会在之上加一个只有观赏价值、没有任何功用的第二层屋顶的。双重屋顶，在中国是最高等级、最高权力的象征，太和殿即是。“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两层屋檐沉重地盖在顶上，看你低头不低头！

　　足见，设计国际大剧院的安德鲁，是深悉中国文化之精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