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洋派（Creader.com）专栏作者刘云枫 ：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组织，一是教会，二是大学。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是建立于1088年的博洛尼亚大学，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其后，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相继建立，大学之雏形，由此奠定。

　　和今日大学的一个最大不同是，博洛尼亚大学是由学生发起、学生组织和学生管理的学术机构——有一个由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他们负责招聘教师，支付薪水，并有权对教师进行罚款，也有权解雇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

　　不用说，教师的薪水，是按照听课的学生人数，来发放的。听课的学生，越多，你的薪水越高。要是没人听你的课，课堂里空空如荒野，那你只好卷铺盖走人了。这一“规矩”，直到亚当.斯密的18世纪中期，依旧保留着。所以，大学教授上课的第一件事儿，是数人头。然后，以学生人数，去账房领钱，就像军官以军人花名册领军饷一样。

　　于是，早期欧洲大学，有两个特点：一是独立；二是自由。独立，是对外，既要对抗神圣的教权，又要对抗世俗的王权。对内，是自由。自由也是两个方面，一是教授自由，有权利发表任何个人的研究成果，只要有学生愿意听；二是学生自由——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听课，喜欢哪一门课，就听哪一门课。不喜欢，就拍屁股走人，谁也不能干涉。

　　这或许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的起源。

　　如果，把孔夫子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家，应该说，孔子之“大学”，也是自由和独立的。所谓独立，是“孔子学院”没有从鲁国官方拿一分钱的教育经费，换言之，与孔子之前，知识和教育由官方垄断相比，孔子办学，是民间的，也是独立于官方的。所谓自由，是指孔子授课的内容，不必经由鲁国教育部门审定，孔子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

　　孔夫子不只是独立于官方的，还是高于官方的。想当初，孔夫子巡游各国，各国国君奉为上宾，大有延聘老夫子为帝王师的意思。虽然，志趣不同，但，没有哪一个诸侯国敢于小看孔夫子，更没有人敢于轻视他的学问。只敢说，夫子的学问，水土不服，不合时宜，仅此而已。

　　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何为大学？ 当然，这个问题，没有普遍性。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但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国人不知道。

　　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也做过西南联合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大学，不是楼有多高，校园有多大，而是要有大师。但，梅校长没有回答：大师从何而来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是从国外引进的？也不是。大师是从自由的土壤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换言之，没有自由的土壤，大师也就成了镜花水月了。

　　对此，沈从文先生深有感触。有人问他，西南联大时期，多么艰苦啊，却出了那么多人才，为什么啊？ 沈从文先生回答：两个字，自由。西南联大最著名的毕业生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回忆联大时期的学生生活，也颇有感慨地说，那时，苦是苦了，但是自由。

　　但，自由是有代价的，大学也不是象牙塔。对大学而言，没有哪一项特质，比自由更宝贵；也没有哪一项特质，比自由更容易丧失。而对学术自由带来最大困扰的，无疑是钱；各方利益集团，自不必说；即便是政府部门，挥舞政府拨款的胡萝卜，也是颇为有效的。

　　也有人不吃这一套。蔡元培先生主政北大之时，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官员来访，一手拿着拨款，一手拿着北洋政府教育部御旨。蔡元培先生笑纳拨款，对官方指令，敬而拒之。

　　可是，在中国，还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文化氛围，来保障大学的学术独立和自由，这一点，或是中西大学的主要区别。

　　20世纪8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中东研究所主任被学校解职。原因是，他接受了一笔来自中东某国家的数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很多人对此表示不解，校方解释：哈佛大学虽在美国，但它不希望被任何人认为它在为美国政府说话，不想被认为是受美国政府雇佣，也不想被说成是受中东某个国家操纵的。如果接受了数百万美元捐款，很可能从此以后关于中东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用钱买来的。

　　为此，哈佛规定，在接受任何一笔捐款以前，必须先向校方汇报，然后，才能和对方谈判。还要邀请各方人士鉴定这笔捐款会不会带来明显或者潜在的附加条件，会不会影响学校独立的声誉，会不会影响学校在社会上具有的声望，以此来保持哈佛大学的学术独立。

　　学术独立，一方面要摆脱金钱诱惑，另一方面，也要摆脱“按计划”研究。中国大学的原创性研究不足，多数科研工作是“奉旨研究”，也就是“按计划”研究。

　　“按计划”研究的成功经验，莫过于“两弹一星”，可是，“两弹一星”的真正价值，在于提升了国防实力和民族自信心，至于其原创性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无论我们是如何独立自主地研制成功“两弹一星”的。无可置疑的是，此前，美苏均已经引爆了原子弹和氢弹，也已经发射了地球卫星。中国的“两弹一星”是在美国和苏联的“轨道”上运行的，而不是另辟蹊径。

　　“按计划”研究，和学术研究以发现新知识为目标的宗旨是相违背的。所谓研究，就是在前人之上，发现知识“新大陆”。如果，按照“既定计划研究”，则不仅否认了知识的创新性，也否认了研究过程的风险。假如，科研人员不得不“按计划”研究的话，结果只能是重复别人的研究，回避研究过程中的失败，也就难以到达新知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