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洋派（creaders.com）专栏作者刘云枫：20世纪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辜鸿铭之经历和名头，不赘言了。我们看看，他是如何比较中西文化的。在其以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辜鸿铭先给“文化比较”立了一个规矩：

　　在我看来，如今要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如何宏伟，建筑是如何华丽，道路是如何通达；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适，仪器、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甚至也与其创造的制度、艺术和科学无关；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的是人性类型，也即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

　　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开篇的一段话。我不打算“断章取义”，本意是要把这本书从序言读到后记。可是，看了这一段，我断定后面的文字是中国女人的裹脚布，不看也罢。不妨，分析一下辜先生的逻辑：

　　辜鸿铭以《中国人的精神》为题，是要和西方比一个高低。说到比拼，每一方必然要把自己的家底亮出来，互相展示、炫耀一番。西方有巍峨的哥特式教堂、屹立的城堡以及像雕塑一样永恒的城市，辜鸿铭说：这不算；欧美有奢华的室内布置、精巧的钟表、花坛喷泉以及突飞猛进的蒸汽机，辜鸿铭说：这也不算。西洋文化诞生了伟大的戏剧、音乐、绘画、舞蹈和“为万世开太平”的民主制度，辜鸿铭说：这些全都不算。

　　

“形而上之为道，形而下之为器”，辜先生看来，以上所列，全都是“器”，是细枝末节，是不值得比较的。辜老先生所关心的、有自信的、沾沾自喜的是“中国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超现实主义的，是悬浮在半空中的“精神热气球”。

　　如武林论剑。一方说，比剑要从头儿说起。先看剑的材质；再看剑的锻造技术；第三，看剑的外观和佩饰，是否与剑浑然一体，相映生辉。这三条，是“器”之对抗，是论剑的第一个层次。

　　之后，就要比试剑法如何精妙了。双方拔剑出鞘，剑舞银蛇，寒光闪闪，上下翻飞，左右回旋，斜刺重砍，轻挑猛剁，一招一式地互相拆解，分毫之间可见功力。这一层是为“术”。而当势均力敌的两大高手巅峰对决之时，“器”之精良，“术”之奥妙，难分高下，此时，决定胜负的将是两大高手的意志力和精神。

　　即：一看器具，二看技术，三看精神。

　　不管是否武林中人，此“规则”是没有异议的。可辜鸿铭却说：我和你比剑，一不看剑好坏，二不看剑术，我就和你比精神，看谁的意念能置对方于死地。就像著名的太极大师阎芳一发气，其弟子就弹出去一样。太极神功的气，和辜鸿铭的精神，异曲同工。

　　辜鸿铭认为：文明的灵魂、或者说中国人的精神就是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女人，是中国文明的标志。我认为，像布兰德和白克豪斯那样的人，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理解真正的中国妇女——中国文明所造就的最高贵的女人，即清朝皇太后，因为，布兰德和白克豪斯这样的人不够淳朴——思想不够率真，过于精明计较，像现代人那样，拥有扭曲了的理智。实际上，为了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你必须具备精深、博大和淳朴的特性。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

　　一个三千年历史的古国，有若干高贵的女人，没什么稀罕。不过，这样一个高贵的女人，对西方的玩意儿，却十分痴迷—疯狂爱照相，近乎病态地想把自己“高贵”的容颜留给历史，留给她的臣民，让辜鸿铭之辈望之而感激涕零。

　　这一点，慈禧老太后比辜鸿铭开明得多，她可没说：我不管西方的照相机如何巧妙，我也不想把我的尊贵容颜翻印到相纸上；我大清王国的每一个臣民心中都有一幅栩栩如生的老佛爷画像，难道还需要照相机这种蛊惑之术吗？慈禧信的是“拿来主义”，照了全中国最多的相片，也不怕相机把她高贵的灵魂勾到西方去。

　　可慈禧太后的精神，真是那么美好，美好到值得辜鸿铭为之骄傲和显摆吗？未必。

　　皇太后幽居深宫，身边，围绕着一大批非男非女的太监；她没有亲情，权力扭曲了母子之情；在她临死之前，还毒死了光绪皇帝；光绪虽不是她的亲儿子，但也是她亲妹妹的亲儿子啊。她没有友情，至高无上的权威，容不得别人与她无拘无束地交流；她被重重交织的眼光注视着，没有一丝一毫的自由空间，这样的女人是最高贵的？这样的女人，精神可嘉？

　　养鸟，在一个笼子里，也要成双成对。可是，在皇宫这么一个巨大、封闭的笼子里，整个帝国养了孤零零的一只鸟、一只最为尊贵的鸟。

　　辜鸿铭喜欢小脚，赞扬纳妾，嗜好四书五经，迷恋所有沾染中国精神的老古董。辜鸿铭好像有点极端，可是，辜鸿铭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这个尚古好古复古的国家，处处洋溢着“儒学复兴”的热情。西装革履的学者，乘着喷气式飞机，听着Mp3，用着PC和Windows，在Google里搜索古老文明的辉煌，然后，在Internet上描绘着中华文化复兴的蓝图。

　　但是，辜鸿铭所宣扬的“中国人的精神”，并不被西方人看好。方厚升所著《辜鸿铭与德国》提到，传教士威特（Johannes Witte）不同意辜鸿铭对“中国人的精神”的赞扬，威特指出：辜鸿铭在书中所描绘的一切，无论是在中国的历史中还是现在，都根本没有出现过……辜鸿铭的描述脱离了现实，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对中国的理想化。

　　社会学家伯姆（Max Hilbedert Beohm）对辜鸿铭推荐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示了异议。他说：最近，又有人把中国的浪漫民族主义，看作摆脱战争的万能灵药，提出要走中国的道路。没有人会真的相信，这种老旧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成为我们欧洲未来的一个选项，它在自己的祖国早已腐朽不堪了。